深入分析破解公众对国家博物馆收藏各地文物不满的原因

转自公众号“螺旋真理”

最重要的原因是，央地关系变了。国家博物馆的前身中国历史博物馆建成于1959年，因为要办好基本陈列，所以中央从各地调拨了很多文物。当时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可以从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中找到答案：

“拿我们自己的经验说，我们建国初期实行的那种大区制度，当时有必要，但是也有缺点，后来的高饶反党联盟，就多少利用了这个缺点。以后决定取消大区，各省直属中央，也是正确的。但是由此走到取消地方的必要的独立性，结果也不那么好。我们的宪法规定，立法权集中在中央。但是在不违背中央方针的条件下，按照情况和工作需要，地方可以搞章程、条例、办法，宪法并没有约束。我们要统一，也要特殊。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同时，又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各地都要有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这种特殊不是高岗的那种特殊，而是为了整体利益，为了加强全国统一所必要的特殊。
”

在那个年代，“地方支援中央”是一种荣誉的象征，而且，实行调拨的主体也非中国历史博物馆，决策机构是党中央，以文件的方式执行，发文单位是中宣部，落地执行机构是文化部文物局。现在的央地关系早已和当年不同，自92年分税制改革之后，各省各地已经成为明晰的利益实体，以省为单位的地域性成为主流思考方式，绝大多数人对五六十年代的状况缺乏了解和理解，自然就会心生恚怨。

次要的原因是，国家博物馆阶段性地完成了自己的文化使命，宏大叙事日渐解体，使大众的文化价值观发生了变化。

看到这里，不知道大家会不会产生这样一个疑问，为什么要有国家博物馆？

国家博物馆的使命，是要构建一个国家文明发展的物质叙事，自然要汇集能够代表这个国家文明高度的文物，这些文物也必然出自全国各地。出自全国各地的文物来到国家博物馆，也被赋予了“可以代表国家”的意义。自“中国通史陈列”全面完成之后，可以说国家博物馆已经初步建立起一套中国文明发展的物质叙事，这也同时说明，在国家和公众心目中，国家博物馆使命的急迫性，就此消散。

可能会有少数理性主义的人发出新的疑问，这套叙事不需要维护和更新吗？确实需要，但是大部分人认知不到，形不成文化压力，这也导致这套物质叙事处于半僵化状态。大多数人总是短视的，这种维护和更新，恐怕要等爆发出文化事件使大众意识到叙述危机的时候，才会以运动的形式实现。

还有一层原因，国家博物馆和各地博物馆的关系，并不只有“调拨文物”这种单一的方式。

比如，国家博物馆以巡展的形式，把展览输出到各地方博物馆，用以维护国家博物馆-地方博物馆基于央地关系基础上的行业关系，同时也能让全国各地的观众看到国家博物馆的藏品。

再比如，某南方省份曾出土大量窖藏青铜器文物，该省青铜器保护修复力量较弱，无力维修这批文物；且该省经济发展较为后进，政府难以承担维修经费。此时国博与该省省馆签订协议，国博负责维修这批青铜器，修复完成后在国博展出半年。维修青铜器，该省省馆需要向国博支付维修费用；在国博展出，国博需要向该省省馆支付借展费用，两笔费用恰好抵消，该省省馆最终获得了一批经过良好修复的青铜器，国博举办了一个水平上乘的展览。

但是这类关系，难以见诸媒体，就算见诸媒体，也不会获得流量。现在的媒体发展模式，就是以突出和强化矛盾，激化社会冲突来获取流量。所以国博与地方博物馆的矛盾，没有那么尖锐，良性的互动也很多，只不过在新媒体领域中，矛盾的部分被大大强化，和谐的部分被大大弱化，很多社会公众受到新媒体影响太深，进入了信息和情绪茧房，才有了“防火防盗防国博”的出现和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