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共和丨亿万富豪如何接掌美国（下）,共和党富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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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寡头们的滑铁卢
大萧条矫正了美国赋权于寡头的弊病。
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虽然自己获益于继承而得的财富（他去世时净资产为 190 万美元）， 但他充其量只是一个仁慈的寡头。更重要的是，人们普遍认为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二伟大的总统，仅次于亚伯拉罕·林肯。
罗斯福乐于被称为他自己阶级的叛徒。他谴责那些“渴望权力，试图控制政府本身”的“经济保皇派”。他称，1929 年的经济崩溃“暴露了专制的本质”，他在 1932 年当选总统则源自 “人民要求结束那个专制”。罗斯福要求寡头阶级支付最低工资，给员工提供每周 40 小时的工作制，承认工会，还推行了其他监管措施。他还将 100 万美元以上收入的最高边际税率从 25% 提高到 63%。后来，罗斯福将 500 万美元以上收入的最低边际税率提高到 79%，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将最高边际税率提高到 94%，将征税门槛降低到了 20 万美元 （相当于今天的 370 万美元）。最高边际税率在大多数年份依旧维持在 90% 以上，直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然后在 1982 年之前的大多数年份下降到 70%。
那些曾在大萧条期间创造或壮大自身财富的人，如盖蒂、霍华德·休斯（Howard Hughes）和约瑟夫·肯尼迪（Joseph Kennedy），继续积累巨额财富。但那些未来寡头的政治影响力却在减弱。唯一的例外是善良的寡头肯尼迪，罗斯福于 1934 年任命他为新设立的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尽管被认为是设立和管理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功臣，但根据该委员会官方历史记录，肯尼迪 “在新的、更严格的监管生效之前就辞职了”。随后，肯尼迪[在《纽约时报》专栏作家阿瑟·克罗克（Arthur Krock）未经证实的帮助下]写下一本名为《我支持罗斯福》（I’m for Roosevelt）的书，用于罗斯福 1936 年的总统选战。在本书中，肯尼迪试图向他的商界领袖同行保证，“新政所依据的基本理念是相信资本主义制度的效能”，并且“没有约束就不会存在任何文明社会”。寡头们不吃这一套，但罗斯福仍以压倒性优势赢得了连任。1937 年，罗斯福提名肯尼迪为驻伦敦大使，后来，因为反对美国介入第二次世界大战，肯尼迪终结了自己在政府中继续职业生涯的所有可能。之所以会这样，部分是因为肯尼迪担心“对外贸易损失可能改变我们的政府形式”。他在 1969 年去世时的净资产约为 5 亿美元。
担任驻英国大使期间的约瑟夫·肯尼迪在就餐，坐在画面右侧侍者身旁的是其子爱德华·肯尼迪。图源：JOHN F. KENNEDY LIBRARY FOUNDATION. KENNEDY FAMILY COLLECTION. JOHN F. KENNEDY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BOSTON
约瑟夫·肯尼迪的寡头遗产体现在他的孩子们那里，其中三人成了参议员，一人即约翰·肯尼迪成了总统。所有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遵循了罗斯福的模式，即充当了自己阶级的叛徒。但我们不应忽视以下事实：约翰·肯尼迪成功捍卫了将最高边际税率从 91% 降至 70%的动议（遇刺后，他的动议由林登·约翰逊签署为法律）; 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起诉了 （极度腐败的）国际卡车司机兄弟会（Teamsters）主席、美国商会（United States Chamber of Commerce）的死敌吉米·霍法（Jimmy Hoffa）；几年后，爱德华·肯尼迪（Edward Kennedy）帮助推动放松了对卡车运输和航空公司的监管 [无可否认，这些政策当时得到了其他声誉良好的自由派人士如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的支持]。加入特朗普由亿万富豪掌控的政府后，约瑟夫·肯尼迪的孙子小罗伯特·肯尼迪可以说最终支持了他的家族的阶级利益。但这位肯尼迪是一个独特的棘手案例，他个人疯狂地反对接种疫苗，其间既反对大企业，又反对公众利益。
人们期待，将在2028 年非正式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伊利诺伊州州长、亿万富豪杰伊·普利茨克（Jay Pritzker）也会背叛自己的阶级。但得做好准备，应对意外。他的妹妹潘妮与另外两位芝加哥亿万富豪一道，曾帮助说服奥巴马不支持亲工会的 “信用卡支票”法案，该法案是今天《保护组织权法案》（Protecting the Right to Organize Act）的前身。普利茨克尚未公开表示是否支持该法案。假如他永远不会为之背书，这会告诉我们很多信息。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且在七十年代的绝大多数时间里，美国政府对寡头统治保持着不友好态度。梅隆担任财政部长期间，经济不平等相当严重，但在他离开政府后，不平等的情况有所缓和。相反，收入要么变得更加平等，要么在最坏的情况下不再增长。最顶层 10% 人群的收入份额在梅隆在任期间上升到近 50%，在罗斯福及其继任者执政期间下降到 35% 或更低，直到 1979 年（当时这一数字再度开始攀升）。基于种族和性别，当然还有财务和其他方面的总体不平等仍然存在，但工资正在趋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认为，这源自“一个不断增长和自由的经济社会的活力”。寡头们被推翻了。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和波士顿大学的罗伯特·马戈（Robert Margo）称之为 “大压缩”（ Great Compression）。
七、大遗忘
这种情况未能持续。在 2012 年的一本书中，我将大压缩之后的时期称为 “大分流”，这一时期一直持续到今天。（我从保罗·克鲁格曼那里借用了这一关于戈尔丁和玛戈的戏剧性表达。）我也可以称这个时期为 “大遗忘”。随着大萧条记忆的淡去，新政时期限制银行业和其他行业风险的规章慢慢退出了；对工会的支持减少；反垄断诉讼变得不那么雄心勃勃；最低工资上调变得更加罕见；股票回购先前被禁止作为一种股票操纵形式，变得合法了；对富人的收的税变得不那么沉重了。
亚利桑那大学历史学家大位·吉布斯（David N. Gibbs）在他 2024 年出版的《富人的反叛》（Revolt of the Rich）一书中指出，激发“大遗忘” 的很大一部分动力源于，在通货膨胀不断加剧、全球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企业对自身表现不满。1977 年，哈佛大学的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和 22 岁的天才青年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在一篇论文中追问：“利润率是否在下降？”是的，确实如此。他们发现，非金融资本的年回报率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 10%-13% 下降到了七十年代的平均 7.9%。1975 年杰拉尔德·福特总统的财政部长威廉·西蒙（Gerald Ford）抱怨说，美国的资本形成是 “自由世界中任何主要工业化国家中最低的”。
商人没有怪罪自己（富人在这方面是出了名的糟糕），或者怪罪理查德·尼克松总统 1971 年取消金本位制和 1973 年阿拉伯石油禁运导致的独特经济动荡，反而甩锅给了正在崛起的自由派和左派。不只有商人。记者也参与其中。吉布斯在《富人的反叛》一书中宣称，1974 年，《商业周刊》提到，许多美国人将不得不 “接受这样的主张，即用更少的钱做事，这样大企业就能拥有更多”。次年，受人尊敬的经济学家、担任过约翰逊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阿瑟·奥肯（Arthur Okun）在哈佛大学做了一系列讲座，他在讲座中认为，经济平等和经济效率是相互冲突的；提升一个，就会降低另一个。(没有多少人再相信这一点了。)
这些情绪的萌生都是有深厚土壤的。吉布斯写道，尼克松的白宫有过一项用火焰弹攻击布鲁金斯学会的著名提议，他当时正积极筹集资金，以提升一家被称为美国企业研究所（AEI）的智库的知名度。该智库立场亲近商界，但自新政时期成立以来，就停滞不前，少有关注。到 1971 年，与白宫工作人员布莱斯哈罗（Bryce Harlow）一道领导这项工作的查尔斯·科尔森（Charles Colson）在一份备忘录中吹嘘道：“我们现在已将他们的运营预算翻了一倍多，而且他们正在承担一些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任务。”哈罗先前一些年里一直在为这一新兴企业游说团体扮演苹果佬约翰尼（Johnny Appleseed）的角色，他走遍全国，敦促大企业更积极捍卫自身利益。刘易斯·鲍威尔（Lewis Powell）在 1971 年也做了同样的事情，进入最高法院之前不久，他在给美国商会的一份备忘录中抱怨说，美国经济体系正受到来自“共产主义者、新左派和其他革命者”（他指的主要是拉尔夫·纳德）的“广泛攻击”。《巴伦周刊》主编罗伯特·布莱伯格（Robert Bleiberg）在 1972 年附议说：“也许在所有美国少数群体中，受到最多压制和迫害的是股份制企业……眼下难道不是投资者开始反击的时候吗？”（苹果佬约翰尼，本名John Chapman，生于1774年，卒于1845年，是美国传教士园丁，在中西部推广苹果树苗。——译注）
寡头们资助了这次反击。白宫曾为组建美国企业研究所寻求协助，寡头理查德·梅隆·斯凯夫（Richard Mellon Scaife）是被找的人之一，他是安德鲁·梅隆的侄孙，从梅隆那里继承了超过 5 亿美元的财产。（斯凯夫会在 2014 年以亿万富豪之身去世。）斯凯夫是 1972 年尼克松的第二大筹款人，后来会为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和曼哈顿研究所（Manhattan Institute）提供了关键的种子资金。再后来，斯凯夫还会为抹黑克林顿夫妇的诽谤行动提供资金。斯凯夫不是人们认为的那种仁爱的慈善家；1981 年，当一位女记者问他为什么给新右翼捐了那么多钱时，他回答道：“你这个该死的共产主义婊子，滚出去。”
1975年，理查德·梅隆·斯凯夫（右）在福特总统招待巴基斯坦总理布托（Zulfikar Ali Bhutto）白宫宴会上。GUY DE LORT/PENSKE MEDIA/GETTY
资助右翼非营利组织的其他人士包括亿万富豪寡头约瑟夫·库尔斯（ Joseph Coors ）和查尔斯·科赫（Charles Koch），此外，一些由寡头资助的形形色色的组织，如约翰奥林基金会（John M. Olin Foundation）和布拉德利基金会（Lynde and Harry Bradley Foundation），也提供了资金支持。记者简·迈耶（Jane Mayer）在她 2016 年的著作《黑钱》（）中写道：“超级富有的右翼金主将自己从罗斯福时代广受嘲弄、自私自利的‘经济保皇派’转变为双边辩论中的受人尊敬的‘另一方’。”
迈耶观察到，那些基金会构成了传统慈善事业的 “武器化”。奥林基金会设立于 1953 年，最初是一个传统的、家长式的组织，为博物馆和医院捐钱。其金主约翰·奥林是奥林公司（Olin Corporation）前总裁。奥林公司是一家由他父亲富兰克林于 1894 年创立的私有企业集团，其兴旺发达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政府合同。《财富》杂志1957 年的 “超级富豪”榜单将奥林及其弟弟斯宾塞（Spencer）列为美国最富有人士的第 35 位，他们总净资产超过 7500 万美元 （约合今天的 8.7 亿美元）。
1972 年，两年前刚成立的环境保护署颁布了收紧杀虫剂DDT生产的法规，而奥林公司控制了DDT美国市场的 20%，这一事件激化了奥林的立场。该公司还因向尼亚加拉河（Niagara River）和其他水道倾倒汞而成为目标。1977年，奥林在接受访问时表示：“我现在最大的抱负，是看到这个国家可以重新建立自由企业。商界和公众必须意识到，自二战以来社会主义已悄然壮大，扼住了美国的咽喉。”同年，奥林聘请了福特总统麾下那位投掷炸弹的财政部长威廉·西蒙（William Simon）担任约翰奥林基金会主席，后者在该基金会致力于缔造一个保守的 “反知识分子阶层”。
最高法院的一系列裁决为亿万富豪的反攻提供了进一步发力的抓手，那些裁决将金钱等同于言论，从而放宽了对竞选资金的限制。它们始于巴克利诉瓦莱奥案 (Buckley v. Valeo，1976), 该案裁定，政府强制性限制竞选支出，包括独立委员会和候选人自己的基金会进行的支出，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具有标杆意义的终极裁决出自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 (Citizens United，2010)。本案裁决被认为解除了长达 117 年的公司政治竞选支出禁令。但那些主导标准普尔 500 指数的上市公司，也是我们最熟悉的那一类企业，通常不愿在竞选上花钱（仅能通过公司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支出，但这种途径的捐款数量有限，而且严格来讲出自个别员工)。上市公司回避这种活动，因为它们不想激怒股东。
联合公民案裁决真正做到的是打开了私人公司（即寡头拥有的公司）提供竞选支出的闸门。这是亿万富豪的大宪章。这一裁决几乎取消了对独立竞选支出的所有限制，其所依据的假设是这些支出没有与政治候选人协调。(任何关注此事的人都清楚知道，该假设是错误的。) 该裁决催生了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与普通政治行动委员会不同）它可以接受和提供无限数量的资金，还催生了“暗钱”免税非政府组织，即表面上的 “社会福利” 非营利组织，它允许亿万富豪“慈善家”直接在政治竞选中花费无限资金，只略微增加了限制，但不需要公开其来源。与此同时，由于一些不相关的原因，上市公司——也就是那种不喜欢进行政治捐献的公司，这里必须谴责联合公民案的裁决——的数量在这一时期减少了近一半，从 1996 年的约 7000 家减少到 2020 年的约 4000 家。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本身正变得越来越不民主，越来越受制于寡头及其私有公司的心血来潮。
2024 年，借助联合公民案裁决，特朗普得以将其正式竞选活动置于次要地位，并将筹款努力集中在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上，联合公民案裁决推定他不会控制这一类委员会，但他控制了。2024 年，支持特朗普的资金中，大约44% 的来自十位个人金主。尽管卡玛拉·哈里斯的整体竞选支出超过特朗普 （这证明了金钱并不是一切）， 但在支持不论任何一位候选人的前十大金主（其中大部分资金流向了外围组织）中，七大金主都支持特朗普。哈里斯赢得了金钱竞争，但特朗普赢得了亿万富豪寡头竞争。
但我们现在说得有点早了。
八、里根时代的逆转
回顾过去，寡头们以惊人的速度抹去了新政共识。以尼克松 1968 年当选总统为起点，罗纳德·里根1980 年当选总统为终点，这项工作耗时十二年。考虑到水门事件带来的重大挫折，这一点就更加引人注目。利用水门事件，民主党人在 1974 年的国会选举和 1976 年的总统选举中收获巨大。
水门事件是一个寡头政治的小麻烦，因为尼克松的白宫方面之所以要派人侵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地点，最合理的原因是为找回尼克松（错误地）认为存放在那里，可以证明他从亿万富豪霍华德·休斯那里收取了 10 万美元（或可能是 5 万美元）现金贿赂的证据。休斯行贿时担心司法部的反垄断局不会允许他收购拉斯维加斯的沙丘酒店（Dunes Hotel），也担心原子能委员会允许在内华达州进行核试验。休斯的前副手罗伯特·马休（Robert Maheu）在 1973 年休斯解雇他后的一次作证时解释说：“霍华德·休斯想操控总统，选择他的继任者、最高法院成员、参议员、众议员和各级政治家。”
水门事件的另一个寡头统治侧面是，其资金来自从企业 (非法) 和富人那里索取的黑箱基金，这笔钱偶尔由尼克松最好的寡头朋友兼管家、佛罗里达州千万富豪贝比·雷博佐（Bebe Rebozo）筹集。尼克松最慷慨的竞选金主之一是寡头克莱蒙特·斯通（W. Clement Stone，净资产为5 亿美元），这位白手起家的保险大亨性格极其古怪，穿着鞋罩，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说：“我觉得快乐！我觉得健康！我觉得棒，极，了！”斯通在 1968 年和 1972 年为尼克松的总统竞选捐出近 500 万美元，后来又表示，如果有人要求，他会给1000 万美元。
1971年，佛罗里达州比斯坎岛（Key Biscayne），理查德·尼克松与其千万富豪好友贝比·雷博佐。图源：CORBIS/GETTY
斯通宣扬一种自助福音，他称之为 PMA（意为“积极的心态”），并声称在尼克松经历 1960 年总统选举和 1962 年加利福尼亚州州长选举（后一次选举中，尼克松对媒体说出了那句名言：“你们再也没有尼克松可以嘲弄了”）的两次政治失败后，他将那套福音中的基本义理讲授给了尼克松。1973 年，斯通告诉一位采访者说：“我发现这个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剧烈的变化，几乎是 180 度的转变，从一个有点消极的人变成了一个积极的人。” 斯通还乐观地坚持说，他“一毛钱” 也没有资助过任何在涉及水门事件的各色丑闻中被曝光的不道德活动，这看似不太可能，但从未遭到反驳。
罗纳德·里根最亲密的朋友是一群极度保守的西海岸商人，他们被统称为 “厨房内阁”，在二战后洛杉矶经济繁荣时期发了大财。这群人中的亿万富豪是沃尔特·安纳伯格（Walter Annenberg，去世时净资产为80 亿美元），里根按期出席他在阳光之乡（Sunnylands）的幻景牧场（Rancho Mirage）举办的年度新年晚宴。作为总统，里根提名安纳伯格的妻子莉奥诺拉（Leonore）为白宫礼宾司司长。（安纳伯格曾在尼克松和福特当政期间担任驻伦敦大使。）
里根夫人南希（Nancy）承受了大部分关于里根夫妇对奢侈生活的爱好的批评，评论家们将她与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相提并论。这位前好莱坞女演员在 1982 年的烤架俱乐部（Gridiron Club）年度晚宴上讽刺了这一形象，她用《二手玫瑰》（Second Hand Rose）的调子唱道，她把自己的二手衣服 “捐给了博物馆收藏和旅行展览”。但当里根夫妇六年后准备离开华盛顿时，《时代》杂志报道称，她收到了表面上是借来的价值数万美元的设计师礼服，却没有在这对夫妇的纳税申报单上报告，这促使第一夫人声称那些礼服已经归还了。
回想起来，南希的受辱有点性别歧视，因为罗纳德·里根和他的妻子一样喜好富人，影响也更为深远。在吉米·卡特总统时期，一些税和法规的精简已经发生，但里根予以大幅度加速，例如，将最高边际所得税税率从 70% 降至 28%。里根的民主党继任者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这些变化，但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无法阻止这个钟摆向右摆动 (最高税率从未再次达到 40%)。即使是实施了最偏左的经济政策的拜登总统，也从未在税收方面取得太大进展。到 2018 年，埃马纽尔·赛斯（Emmanuel Saez）和加布里埃尔·祖克曼（Gabriel Zucman）在他们 2019 年的著作《不公正的胜利》（）中报称，资本的有效税率至少在一百年内首次低于劳动的有效税率。最直接原因是特朗普 2017 年的减税政策。与此同时，根据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家泰勒·考恩（Tyler Cowen）的计算，劳动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相对于资本）从 2000 年的 67% 下降到 2024 年的 60%, 这是自 1929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人力正在让位于万能的美元。
亿万富豪受益最大。去年，祖克曼报称，尽管所得税在收入达到约 2100 万美元之前是累进的，但在此之后，它们会逆转方向并变得累退，使亿万富豪的有效税率降至 8%。这还不到 那些“不过是” 富有的人群缴纳的有效税率的一半。一个原因是人们对遗产税越来越不情愿。遗产税的最高边际税率从罗斯福及其继任者时期的 77% 下降到卡特时期的 70%，再到里根时期的 55%。老布什总统在本世纪初逐步取消了遗产税，从而壮大了亿万富豪约翰·克鲁格（John Kluge）、沃尔特·肖伦斯坦（Walter Shorenstein）和乔治·史坦布瑞纳（George Steinbrenner）的遗产规模。奥巴马总统恢复了遗产税，但不敢将最高税率提高到 40% 以上，直到今天仍然保持在这个水平。
1982年，白宫，罗纳德·里根总统与沃尔特·安纳伯格（中）等人开怀大笑。NATIONAL ARCHIVES
对超级富豪来说，里根逆转不只发生在联邦层面。各州也开始竞相废止“禁止永久权规则”，该规则限制了你可以在家族信托中保护多少代资本免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绝大多数州都实施了禁止永久权规则。但 1986 年由国会发起的一波放松管制浪潮蔓延到了各州，如今绝大多数州已经废止了这一规则。即使在特朗普之前，那也是至少一个世纪以来成为亿万富豪的最佳时机。
九、特朗普的寡头统治
唐纳德·特朗普与《福布斯》最富有400美国人榜单有一段不愉快的历史。
据《华盛顿邮报》2018 年由前《福布斯》记者乔纳森·格林伯格（Jonathan Greenberg）撰写的文章，他首次出现在 1982 年榜单上时净资产为 1 亿美元。特朗普试图说服格林伯格，他家族的房地产业务价值超过 9 亿美元，但未能成功。他甚至指派自己的律师罗伊·科恩（Roy Cohn）纠缠格林伯格。但《福布斯》仍确认其净资产为 1 亿美元。特朗普和科恩在 1983 年再次重复了这种 “马特和杰夫”式的惯例，科恩现在试图说服格林伯格，特朗普的身价为 7 亿美元。格林伯格违心地写下，特朗普拥有2 亿美元财富。（“马特和杰夫”是由美国漫画家Bud Fisher创作，后由其助手绘制，在1907年至1982年间发布的广受欢迎的报纸连环画Mutt and Jeff中的两个主角，马特身材瘦长、热衷赌博，杰夫是个矮小的精神病院病人。——译注）
1984 年，格林伯格在接到一个虚构的“巴伦先生”的电话后，将唐纳德的身价提高到了 4 亿美元，这个 “巴伦先生”确实也显然就是特朗普。“巴伦先生” 声称唐纳德拥有家族生意的九成，但格林伯格后来发现，在那段时间里，特朗普“在他父亲的公司里没有任何股权”，而且他根本就不应该出现在《福布斯》榜单上。
特朗普最终成了真正的亿万富豪，但他在 1990到1995 年以及 2021 年和 2023 年两次跌出《福布斯》 最富有400美国人榜单，部分原因是当时美国亿万富豪相当多，以至于那个榜单无法涵盖所有人。
特朗普与《福布斯》400最富有美国人榜单（以及一般意义上的金钱）的纠缠反映出两个特征，即闪烁其词和反复无常，这也是他担任总统的标志。他是寡头，但地位并不牢靠，面临 5 亿美元的欺诈指控 (该案件仍在纽约上诉)，而且他超过一半的净资产 (据《福布斯》报道，目前为 52 亿美元) 与社交媒体和加密货币股份 (他没有为那些股份出钱) 绑定，这将他的总统任期货币化了，并公然违反了宪法的薪酬条款。假如亚里士多德见证了贵族统治正在退化为寡头统治，那么特朗普就是正在退化为盗贼统治的寡头统治。
第一任期内，在联邦快递 (FedEx) 寡头总裁弗雷德·史密斯 (Fred Smith，净资产为5亿美元) 的游说帮助下，特朗普通过了一项减税政策。据非营利组织预算与政策优先中心 (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 估算，该政策将在今年为 1%人群提供平均超过 6 万美元，为最底层的 60% 人群提供不到 500 美元的减税。特朗普还将最高企业税率从 35% 降至 21%。他现在想将其降至 15%， 并将第一任期的减税政策再延长十年。
特朗普还幻想用关税收益取代相当大一部分累进所得税，至少目前他可以不咨询国会就征收那些关税。特朗普在就职演说中表示：“我们不会向我们的公民征税，致富其他国家，相反，我们将向外国征收关税，致富我们的公民。”特朗普对这个狂热梦想的坚持解释了为什么他不断地到处挥舞关税大棒，当加征关税使股票和/或债券市场陷入困境时就取消，然后重新加征。他真的很想要那笔收益！据报道，特朗普身为亿万富豪和寡头的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正着手成立一个名为 “对外税务局”（External Revenue Service）的机构来征收关税。
你可能会认为，假如一个由亿万富豪拥有、治理、享用的政府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它就能维持股票和债券市场不崩盘。毕竟，市场暴跌时，没有人比亿万富豪损失更大。但赚钱的天赋并不能转化为理解经济政策的天赋。如果能的话，安德鲁·梅隆应对 1929 年股市崩盘的手法就不会那么愚蠢了。
美国15大富豪。前三名为埃隆·马斯克（净资产4310亿美元）、马克·扎克伯格（净资产2223亿美元）、杰夫·贝佐斯（净资产2201亿美元）。数据截至2025年5月28日。
更宽容的是，特朗普的亿万富豪们自特朗普第一任期开始就有充分理由认定，当重振美国运动（MAGA）的暴民利益与寡头的利益发生冲突时，特朗普会选择支持寡头。除了一些关税（这帮助了一些工人，伤害到另一些工人）以及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 （AFL-CIO）支持的与墨西哥和加拿大的稍微严格的贸易协议（特朗普不再支持）外，工人阶级从特朗普的第一任期一无所获。特朗普任命了反工会成员进入管理劳资冲突的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他减少了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署（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的工作场所安全检查员数量；他解除了奥巴马为退休基金设立的信托保护；他允许有截肢等严重伤害记录的家禽工厂提高生产线速度；他威胁要否决任何将最低工资提高到 15 美元的立法；他还试图废除《平价医疗法》。
亿万富豪们假定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内将继续敲诈工人阶级，而且由于他的反移民立场，他不会为此付出任何政治代价，这是正确的。从理论上讲，特朗普打击移民之举因消除了廉价劳动力而威胁到寡头，但其规模从未达到足以对他们造成经济损害的程度，而且可能永远不会。他们还假定特朗普将再次干扰监管机制（这次是通过大规模裁员，这通常是非法的）, 并延长和扩大 2017 年税法对富人的福利，这也是正确的。这些福利相当昂贵 (加上建议对加班费和小费免税，这可能永远不会实现)， 以至于国会共和党人短暂地提议对富人加税。但特朗普否决了该提议，先是表示他将在下次选举中付出代价（别在意宪法禁止特朗普再次参选总统)，然后表示“许多百万富豪将离开这个国家”。他无法支持该提议的真正原因是，那会让寡头们流血。
所以，是的，亿万富豪们相信特朗普会宠溺他们，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他们错误的地方在于假设特朗普不会毁掉经济。他在第一任期内没有这样做，但在第二任期内很可能会这样做，而他的内阁中的亿万富豪 (以及作为半个亿万富豪的财政部长贝森特) 可能无力阻止他。至少其中一位亿万富豪，即商务部长拉特尼克，花了一半的时间公开怂恿特朗普保持高关税 （私下里却说他不应该这样做）。无论用你能命名的任何标准衡量，民主党人管理经济总是比共和党人更成功，而且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大半个世纪，但这一事实从未穿透这位亿万富豪寡头的脑壳，因为这需要他承认：a) 减税对刺激经济增长几乎毫无助益，但（如债券市场将告诉你的那样）会极大削弱经济增长；b) 减少监管，特别是在金融领域，正在严重地制造动荡，就像我们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的储蓄和贷款危机，以及二十年前的次贷危机中已见证的那样。
真相也并非一位亿万富豪寡头乐意相信的东西。更糟糕的是如下事实：你拥有的金钱越多，就越不可能有人愿意告诉你，你在有些事情上是错的。
综上所述，很难分辨在特朗普的寡头统治（Trumpigarchy）中谁是仆人，谁是主人。一方面，特朗普的政治命运和个人偿付能力取决于亿万富豪们的善意。就职典礼后不久，区块链分析公司 Chanalysis 报告称，94% 的模因币 $TRUMP 和 $MELANIA （讽刺已死）仅由 40 个加密货币“鲸鱼”持有，价值1000 万美元或更多。随后，它们的价值急剧下跌，这促使特朗普为前 220 位模因币持有者举办 一场与总统的 “亲密私人晚宴”, 在这场晚宴上，他们可以“近距离聆听特朗普总统关于加密货币未来的讲话！”一切都可以待价而沽。
另一方面，疯狂的解放日关税和特朗普无谓地威胁要违约 36 万亿美元国债中的一部分 （这极大可能是灾难性的，于是许多新闻媒体假装他没有说过那些话），是一个精神不稳定的老人在表达没有人（甚至没有一个亿万富豪寡头）会告诉他该怎么做的方式。尼克松苦心孤诣，形成了一套“疯子理论”：恐吓北越和苏联，让它们相信，必须照着他说的做，不然他可能会用核弹将他们蒸发掉，由此赢得让步。在尼克松那里，那是一种行动。在特朗普那里，那不是。他真的身体不适，而且尽管他似乎并不热衷于投放核弹，但他确实喜欢制造全球经济萧条的噱头：在这种情形下，亿万富豪们可能最终会意识到他们选错了马。在那之前，特朗普和他的亿万富豪们之间的力量平衡将是来回变换的。
十、从现在出发的进路
亚里士多德并非民主的狂热支持者，但他仍然认定：
与寡头制相比，民主制显得更安全，也更不容易发生革命。因为在寡头统治下，存在寡头内部发生争斗以及与人民争斗的双重危险……我们或可进一步指出，由中产阶级组成的政府更接近民主制而非寡头制，而且是最安全的不完美政府形式。
阿门。但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就如何处置通过民主手段获得权力的寡头统治提供任何指导。他也没有估计到中产阶级会萎缩：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中产阶级的占比已从 1971 年的 61% 下降到 2023 年的 51%。
亚里士多德无法想象美国亿万富豪财富的激增和不断增长。1976 年盖蒂去世时是世界首富，坐拥 60 亿美元。马斯克坐拥 4310 亿美元。考虑到通货膨胀，这位当今的世界首富比半个世纪前的世界首富富有十倍以上。杰夫·贝佐斯和马克·扎克伯格每人都比盖蒂富有六倍。拉里·埃里森（Larry Ellison ）和沃伦·巴菲特比盖蒂富有五倍。甚至沃尔玛公司的女继承人艾丽斯·沃尔顿（Alice Walton）也比盖蒂富有三倍，而这还是在她花费数亿美元在阿肯色州本顿维（Bentonville）建造水晶桥（Crystal Bridges）之后。那是一座世界级的艺术博物馆。
当你拥有这么多钱时，购买政治影响力看起来就像是一笔交易。沃伦·斯蒂芬斯总共花了 700 万美元买到他的大使职位。但相较于他十年前花 3100 万美元在加利福尼亚州卡梅尔（Carmel）买下一栋豪宅，这简直不值一提。杰夫·贝佐斯十二年前花费 2.5 亿美元买下了《华盛顿邮报》。但他花了两倍的价钱买下世界上最大的帆船，这艘船有417 英尺长，配备了一艘 246 英尺长的辅助船，可以搭载额外的船员，在七大洋上航行。
寡头唐纳德·特朗普将自己和美国政府待价而沽，其腐败程度大可能比肩或超越镀金时代期间华盛顿政坛的乌烟瘴气。这是他的责任。但在过去五十年里，通过在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执政期间都宠溺富人的经济政策，美国的财富已经集中到特朗普担任总统——确切地说，是两度当政——不只可能，甚或不可避免的地步，这就是我们其他人的责任了。
通过更明智的税收和监管政策，以及工会组织的复兴，我们有能力阻止财富如洪流般涌向亿万富豪。我非常担心，假如我们不尽快采取行动，会发生什么。许多人担心，在特朗普领导下，民主会戛然而止。我并不特别担心。但我确实担心，除非我们找到办法纠正最初给我们奉上特朗普的那种基于财富的权力失衡，不然的话，我们的民主会更趋向于摇摇欲坠，直到崩溃。套用刘易斯·布兰代斯的话来说：我们能留住民主，要么能孵化我们的第一个万亿级别的富豪。我们确实无法同时做到这两件事。
（作者是美国作家、记者。本文原题“How the Billionaires Took Over America”，由美国《新共和》杂志网站发布于2025年6月19日。正文中的斜体字，所有图表和照片均为原文所有，译者听桥，对机器形成的初步译文有校正，对个别段落有多分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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